1958年，钱锺书在《宋诗选注》中，解读陆游的《临安春雨初霁》，其中的“晴窗细乳戏分茶”一句历来聚讼纷纭，莫衷一是。钱先生认为“分茶”即宋徽宗《大观茶论》中的“鉴辨”，这种说法引来学者蒋礼鸿的商榷。此后钱先生应该对此有过很长时间的斟酌。 1982年，钱先生在新版《宋诗选注》中写了更全面的注解。可见茶文化已成绝学了。
2016年5月，杨绛去世。很多人重读《我们仨》，惊讶地发现了钱锺书原来还是茶叶拼配高手：我们一同生活的日子——除了在大家庭里，除了家有女佣照管一日三餐的时期，除了锺书有病的时候，这一顿早饭总是锺书做给我吃。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也成了他毕生戒不掉的嗜好。后来在国内买不到印度“立普登”Lipton（现在译成“立顿”）茶叶了，我们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合在一起作替代：滇红取其香，湖红取其苦，祁红取其色。至今我们家还留着些没用完的三合红茶叶，我看到还能唤起当年最快乐的时光。
这两位留学生出国后备尝艰辛，当时留学生群体大多知识结构贫弱不堪，杨绛在《喝茶》一文中披露过，“好些美国留学生讲卫生不喝茶，只喝白开水，说是茶有毒素。”要想过上像样的生活肯定经历了一番折磨，他们后来总算学会买东西，做几个菜，甚至还会涮火锅，不过，钱锺书学会了茶叶拼配的确让人不敢相信。
茶叶拼配在普洱茶、乌龙茶与红茶中都存在。红茶拼配国内记述不多，这种技艺有点像日本茶道，在中国之外的英国独立发展出了复杂系统。大英帝国的眼界决定了他们的拼配师会将阿萨姆红茶、锡兰红茶、肯尼亚红茶与中国红茶进行拼配。
电影《女王》有个场景，阳光明媚的下午，仆人过来说，首相布莱尔打来电话。菲利普亲王嘀咕：“别管他，喝了茶再说。”女王迟疑片刻，还是降尊纡贵接了这个不短的电话。亲王怒了：“茶都冷了。”可见下午茶在英国重要到了何种程度。
但钱锺书的拼配原则让国内茶人有些疑惑：滇红取其香，湖红取其苦，祁红取其色。这种不理解其实源于中国的清饮习惯，而钱先生一家喝的是牛奶红茶。滇红香气高雅，沁人心脾，犹如明星与你大大方方聊了半个钟头。祁红品质最受英国人喜爱，不必细说。湖红现在知道的人不多，吴觉农曾说湖南“可以生产同祁门和宜昌一样为国外所欢迎的高香红茶，还可以栽培和发展与云南相同的国际上著名大叶种红茶。”品质都很好，但钱先生不注重中国茶最重要的味道，显然还是以英国人的牛奶红茶口感出发，在乎的是与牛奶配合的茶中香、苦、色。
杨绛写茶天真浪漫，坦诚极了。她说，“茶味的‘余甘’，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。浓茶掺上牛奶和糖，香冽不减，而解除了茶的苦涩，成为液体的食料，不但解渴，还能疗饥。 ”显然提前多年为钱锺书的拼配工艺作了辩护。
杨绛觉得英国人“把茶当药，治伤风，清肠胃”有些奇怪。这可真是留学生的看法了。福建、广东、广西与华侨的老派家庭里，会将普洱、六堡、福鼎白茶等茶叶存放很多年，都是用来“治伤风，清肠胃”。
杨绛还写过，“卢同一气喝上七碗的茶，想来是叶少水多，冲淡了的。诗人柯立治的儿子，也是一位诗人，他喝茶论壶不论杯。”在《杨绛全集》《杨绛文集》里，都将“卢仝”写成“卢同”，只有在《茶人茶话》里，才被编者陈平原小心改了过来。
留学生身上关于茶的困境有点类似南北朝时代的文化隔阂。南朝人当然喝茶，“齐王萧初入魏，不食羊肉酥浆，常饭鲜鱼羹，渴饮茗汁，京师士子，见萧一饮一斗，号为漏卮。”南方贵族喝茶就是论斗喝的。粗算一下，一斗十升，汉代的一升大约等于现在的200毫升。一斗就是2000毫升。如果喝这么多白开水肯定是受不了的。所以，北方少数民族惊呆了。
后来北方茶文化井喷，不喝茶的人还是不习惯，把被请去喝茶叫做“水厄”，意思是碰上水灾了。
北魏元义请南人萧正德喝茶，元义客气地问：“卿于水厄多少？”萧正德不懂北方流传的喝茶典故，承认自己虽然生长在水乡，可从来没有遇到过水灾。话一出口自然引起哄堂大笑。
今天茶文化萎缩，人们只能记得妙玉讥讽喝茶量大的人为“牛饮”，其实全世界茶人都是牛饮的。妙玉在曹雪芹笔下是“欲洁何曾洁，云空未必空。可怜金玉质，终陷淖泥中。”她的结局是必然，不是所谓的悲剧即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她的话不能正面理解。